第三章 十八岁的奶奶
奶奶十八岁那年，第一次明白，梦想未必是干净的。
她那时叫松平麻子。个子不高，肩背却总是挺得很直，像小时候被人反复教过"站就要站成样子"的那种人。她生得并不张扬，可眼睛亮，亮得像冬天洗过的玻璃，既清，又硬，仿佛谁轻慢她一句，她都能不动声色地记住。
松平家家教很严。
女孩子该学的东西，她几乎一样没落下。茶道、针线、烹饪、书法，甚至连在长辈面前该把手放在哪里、坐下时裙角要怎么收，家里都有人一遍遍纠正她。她也学得好。不是敷衍地会一点，而是真能把一只茶碗转得稳稳当当，把菜切得整整齐齐，把一句敬语说得既得体又不显得谄媚。
可她最着迷的，从来不是这些。
她最着迷的是历史。
更准确地说，是中国的历史。
她小时候常常想不明白，隔着海的那个国家，为什么换了那么多朝代、死了那么多人、烧了那么多城，还能把漫长得近乎可怕的时间连成一条线。它明明碎过，也乱过，被打断过，被占过，可每次读到那些旧书，她又总觉得，那条线其实从没真正断掉。
她就是被这种感觉吸进去的。
起初只是喜欢。后来就成了执念。
放学以后，她常常绕远路去旧书店。店门很窄，木牌已经旧得发黑，推门进去时，总有一股纸、灰和潮木头混在一起的味道扑到脸上。掌柜起初不相信这样一个十来岁的日本小姑娘真会买汉文书，只把她当成好奇，直到她一次次抱着词典，坐在角落里一页一页往下啃，掌柜才慢慢记住了她。
"今天又来看中国人的老书？"掌柜会笑她。
她也不辩，只把摊开的书页往前推一点，请掌柜给她讲某个字在碑文里为什么是这个用法。掌柜起初嫌烦，后来却偶尔会多说两句。有时天色暗了，店里只剩一盏小灯，纸边被灯火映得发黄，她还坐在那里抄字，抄到掌心发酸，才肯回家。
回到家，她也不歇。
她把那些认不熟的字一张张抄在小纸片上，贴在书桌前、衣柜边、镜子框上，一抬眼就能看见。夜里家里人都睡下了，只有她的小灯还亮着。她一边抄《史记》，一边用铅笔在边上写日文注记，写着写着，手指和袖口都沾上了黑灰。母亲半夜起身，常常会看见她还伏在桌前，肩背单薄，灯下却有一种谁也拉不走的劲。
她想做考古学家。
她想用自己的手把埋在地下的东西重新挖出来，看一看历史真正留下来的，到底是胜利者的名字，还是被人故意压下去的那部分真相。
可她十八岁的时候，日本已经不只是她长大的地方了。
它也是一台正在不断把人往外推的机器。
街上到处是征兵的海报，港口一批批往外发船，报纸上不是战线推进，就是某地失守、某地大捷。谁家的儿子去了朝鲜，谁家的丈夫去了中国，谁家又收到一封比上次更短的信，这些话几乎每天都能听见。她的哥哥也在中国。家里人嘴上不说，心里却一直绷着。母亲夜里给哥哥做棉背心，做到一半会停下来发呆；父亲吃饭时看见报纸上那些地名，筷子也会慢一拍。
有一天晚饭时，父亲把报纸折起来，放到桌角，说了一句："又往山东调兵了。"
屋里没人接话。
母亲给麻子盛汤，手却顿了一下。汤面轻轻晃开一圈圈油花。麻子看着那圈油花，忽然问："哥最后一封信，是从哪里寄出来的？"
父亲沉默了片刻，说："不知道。信上只盖了军邮戳。"
麻子低下头，把碗里的热气看散了。那一刻她忽然更强烈地想去中国。不是为了什么浪漫的想象，而是因为那个地方已经不再只是书里的地名。哥哥在那边，战争在那边，日本也在那边。而自己偏偏一直只是在纸上认识它。
她提出要去中国，是在一个雨夜。
外头雨水打在纸拉门上，细而密。母亲正在补哥哥那件旧外套，父亲坐在灯下看账册。麻子把自己的中国地图和几张记满字的笔记纸放在膝头，先是说自己已经学了几年中文，后来又说青岛那边正在招日文教师，若有人引荐，也许能去教书。父亲起初只当她说说，直到她把话一层层说清楚，说自己不仅想去教书，也想亲眼去看那片土地，想打听哥哥的消息，想看看如今的日本到底在那里留下了什么，父亲才真正抬起头来。
"你以为那里是什么地方？"父亲问。
"中国。"她说。
"现在不是给你做学问的中国。"
"我知道。"
"你知道？"父亲把账册合上，眼里第一次有了明显的厉色，"你知道那边在打仗，知道现在一个日本姑娘去了，别人先看见的不会是你的学问，只会看见你是日本人？"
麻子没有立刻答。
因为她知道，父亲说得对。也正因为对，这话才扎人。
"我知道。"她又说了一遍，"所以我才想去。我不想再只在书里喜欢中国。我喜欢它是真的，可如果我连它现在被谁踩着、被谁伤着都不肯去看，那我这种喜欢就太轻了。"
母亲的针停了下来。
"麻子，"她轻声说，"你去那边，不会只是看古迹和旧书。"
"我明白。"
"你未必会喜欢你看到的东西。"
麻子低头看着自己膝上的地图。那纸已经被她摸得发软，山东一带甚至留下了淡淡指痕。过了一会儿，她才开口："可我也不想只喜欢它好看的那一半。"
这句话出来以后，屋里更静了。
父亲站起身，走到廊下点了一支烟。雨气从门缝里钻进来，混着一点潮木头的味道。麻子没有追出去，只坐在灯下等。过了很久，父亲才重新回来，手里的烟已经快烧到头了。
"你到了那边，"他说，"别忘了自己是日本人。"
这本是叮嘱，可落进她耳朵里，却像一根钉子。
她当然知道自己是日本人。也正因为知道，这趟路才不可能是什么无辜的远行。她不是去异国读书的普通学生，不是坐着民间商船四处游历的旅人。她乘的是日本人的船，用的是日本政府的关系，去的是日本人在中国设下的据点。她喜欢中国是真的，想学考古也是真的，可她脚下将要踏上的那片土地，正在被她所属的国家踩着，这同样是真的。
她不是不知道这一点。
她只是没法因为知道，就转身不看。
出发前几天，母亲把替她缝好的棉衣叠进行李里，又往夹层里塞了几包家乡点心和一小包胃药。嘴上不说，手上的动作却一遍比一遍慢。麻子帮着收拾，偶尔抬起头，看见母亲背对着她在灯下停住，也只当没看见。
临行前夜，母亲还是问了一句："真非去不可吗？"
麻子站在灯下，点了点头。
"非去不可。"
母亲的手停了一会儿，最终只是把包袱结又收紧了一点。
一九四三年春，她独自登上从大阪出发的货轮。
码头上挤满了送行的人。有人哭，有人喊，有人拼命朝甲板上挥手，声音却全被汽笛盖了过去。甲板上站着军人、商人、跟着丈夫远行的女人，也有像她这样，明明知道前路不会太平，却还是要往前走的人。船舷边贴着军用货箱，甲板另一头有人在唱进行曲，风一吹，歌声就散了。
海风很大，把她的头发吹得乱成一团。
她一只手扶着栏杆，一只手一直攥着自己的笔记本。船离港以后，她把本子翻开，写下了一句话：
"我去中国，不是为了替日本证明什么。我只是想亲眼看看，那片土地是什么样子，我们又在那片土地上留下了什么。"
写完以后，她没有马上把本子合上。
那时天快黑了，海面一层层地发亮，像有什么巨大的东西正在缓慢张开。她的心里既兴奋，又不安。兴奋是因为那个想了太多年的梦终于开始动了，不安则是因为她隐约知道，这个梦不会只把她带到古迹、碑文和旧物跟前去。它还会把她带到别的东西面前。那些东西也许不光彩，也许不体面，也许正是她自己的家、她自己的国家最不愿意认的那一部分。
可船已经离岸了。
大阪的轮廓一点点缩小，最后沉进暮色。她站在甲板上看着故土消失，第一次真正感觉到，自己不是去一个抽象的"中国"，而是去一片正在受伤的土地。
那年，她十八岁零三个月。
也是从那一年起，她第一次学会，原来一个人的热望里，可以同时掺着羞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