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十九章 同路人

真正上路以后，我和刘砚秋反而比在青岛时更容易起冲突。

不是大吵，更多是说话里的方向总对不上。她习惯把事情往最实的地方按，不喜欢我一开口就说“也许”“可能”；我则总忍不住想先把来龙去脉理顺，再决定下一步。一路从武汉转到赤壁旧地，再换车往更偏的地方去，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在某个细处卡一下。

比如该不该把手里那几页抄本拍给东京的井上先生看。

我觉得多一个人帮着辨字总不是坏事，刘砚秋却直接摇头：“这不是学术讨论。你每多发一份，路上就可能多一双眼。”

再比如我们在地图上标点时，我习惯说“我们家的副座”“你们家的抄本”，她听了两次，第三次终于把笔一放。

“别再这么分。”她说。

我一愣：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你若只是想守住‘松平家的那一份’，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分开走。”她看着我，语气并不高，却一下把话钉死了，“这条路之所以还能认，不就是因为谁也不能只抱着自己那一半？”

我张了张口，最后还是把原本想解释的话咽了回去。

她说得没错。

只是人有时候被自己的来路拖久了，说话也会下意识地先替那一边守边界。可这件事到了这里，边界本来就该重新画。

中途我们在一处临江的小镇换车。路边小卖店的老板听见我们问“赤岸”和“石门”，手上找钱的动作很轻地顿了一下，随口道：“前几天也有人来问过，口音怪得很，手里也拿着纸。”

我立刻追问：“几个人？”

“两个。”老板把硬币往柜台上一推，“一男一女。问完就走，不像游客。”

我还想再多问几句，刘砚秋已经把零钱压在桌上，示意我别继续。出了门，她才低声说：“地名碰巧不算怪，连问法都撞上，就不是巧。”

我们照着抄本和副座暗刻，先去了一处最像的地方。

那是条老江堤边的石坡，周围荒得很，只有零星几户人家和一座已经半废的泵站。纸上那句“江右石门，三折近赤岸”一度让我以为这里就对，可真正站到地方，看见石坡上那条被水蚀开的浅沟时，我脚下先顿了一下。

太顺了。

若真是当年封鼎要避人的地方，不该这么轻易就和纸面一一对上。

刘砚秋也蹲下去看了一会儿，眉头越皱越紧。

“这里像是被人引着写成这样的。”

我脚下顿了一下：“什么意思？”

她没答，顺着石坡往上走。我跟过去，走到半坡时，脚下忽然踢到个硬物。低头一看，是半截断掉的塑料柄，像是现代铲子。再往前一点，地上还留着几处已经发白的翻土痕，边上扔着空矿泉水瓶和烟头，显然不是多年以前留下的。

我一下停住了。

这里最近有人来过。

而且不是游客随便踩两脚就算了，是带着工具来的。

刘砚秋也看见了。她脸色一下冷了，顺着翻土的地方又往前找，很快在一块石头后头捡起一张被雨泡过又晒干的复印纸。纸已经皱得厉害，可上头那片模糊的图样我还是一眼认了出来。

是供物台的拓片。

不是我带来的这一张，却明显出自同一套东西。

我把那张纸捏得更紧了。

“还有别人拿到过副座资料？”

刘砚秋把那张纸翻过来，背面有几笔草草写下的记号，像是谁边走边抄：石门、赤岸、三折、逆读。

她盯着“逆读”两个字，忽然把纸往我手里一塞。

“我们走错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抄本里的方位要反着解。”她说，“你奶奶留下的浅刻顺着看，我家这边的路词却得逆着认。若只拿一边，正好会被引到这种假地方。”

我猛地明白过来。

副座和见证之所以必须两边相合，不只是因为信息不全。

还是因为它本来就防着被人单独拿走、单独解开。

而更让我后背发冷的是另一件事：

既然已经有人拿着拓片来过这里，就说明我们并不是唯一顺着这条线往下摸的人。

刘砚秋把那张复印纸按平，声音压得很低：“所以我不让你乱发材料。这种路一旦叫第二拨人闻到味，知道了就回不去了。”

江边的风把纸角掀得哗啦一响。我用手掌把它按住，指腹下还留着没干透的潮气。

除了我们，确实还有人在追。